客户名单和价格体系被前员工带走，为什么能定侵犯商业秘密罪？

一、案情：一套价格体系被搬到新公司

珠海某公司是打印耗材生产企业。余某原任常务副总经理，负责公司经营管理；罗某原任销售总监；李某原任产品部经理，负责产品分析，并根据竞争对手的价格情况、结合公司产品成本提出价格建议；肖某原任产品销售经理，负责与客户商谈、制订合同、安排订单、发货及货款跟踪。四人在日常工作中能够接触并掌握公司的部分客户名单、价格体系、产品成本等信息。2010年12月下旬，四人均与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和《保守秘密及限制竞业协议》，履约期限至2014年12月31日。

2011年1月12日，余某与黄某成立江西某公司，生产打印机用硒鼓等耗材产品，并成立中山某公司及香港、美国、欧洲公司销售其产品。四人将各自掌握的客户采购产品情况、销售价格体系、产品成本等信息带入新公司，据此制定美、欧价格体系，以明显低于原公司的价格向原属公司的客户销售相同型号产品。

经对两家公司的财务资料和出口报关单审计，两公司共向原公司11个客户销售相同型号产品，金额合计7659235.72美元；按照原公司相同型号产品平均毛利润率计算，造成经济损失22705737.03元，其中2011年5月至12月11319749.58元、2012年1月至4月11385987.45元。

一审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于2013年2月6日判决后，各被告上诉。二审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8日作出判决，维持各被告的定罪部分，撤销部分量刑后改判：江西某公司罚金2140万元、中山某公司罚金1420万元；余某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100万元（该项维持），罗某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20万元，李某、肖某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各10万元。

二、争点一：名单凭什么不是「公知信息」

上诉方主张涉案客户名单、价格体系不属于商业秘密。二审在裁判理由中把三个要件逐一落到事实上。

第一，不为公众所知悉。裁判理由的表述是：客户名单、价格体系不仅包含了一般公知性信息，还有客户交易习惯、交易方式等内容，不具有一般的规律性，是公司在多年生产经营活动中开发积累获得的独创性智力劳动成果，不为其所属领域的相关人员普遍知悉和容易获得。

第二，具有商业价值。裁判理由的表述是：客户名单、价格体系已经为公司积累了稳定的客户，能够使产品占领一定的市场份额并为其带来经济利益，具有经济性、实用性。

第三，采取了合理保密措施。这一点放在下一节展开。

这条思路与现行规则是同一条。法释〔2020〕7号第一条明确，与经营活动有关的创意、管理、销售、财务、计划、样本、招投标材料、客户信息、数据等信息，可以认定为经营信息；该条所称客户信息，包括客户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以及交易习惯、意向、内容等信息。同一解释第二条又划了两条界线：仅以与特定客户保持长期稳定交易关系为由主张该特定客户属于商业秘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客户基于对员工个人的信赖而与该员工所在单位交易，该员工离职后能够证明客户自愿选择与该员工或者其新单位交易的，应当认定该员工没有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商业秘密。

换个说法：受保护的不是「客户」这个身份，而是名单之上叠加的、同行拿不到也猜不出的那层内容。

三、争点二：保密措施怎么被认定成立

本案认定保密措施成立，靠的是两个可以举证的动作。

一是协议。公司与四人均签订了保密协议（裁判查明为《劳动合同》和《保守秘密及限制竞业协议》），对应法释〔2020〕7号第六条第一项「签订保密协议或者在合同中约定保密义务」。

二是编码。裁判理由写明：客户名单和价格体系均以系统化编码的形式出现，未掌握上述编码内容的人即使拿到了上述客户资料，也无法解读其中具体指代内容。这对应第六条第四项「以标记、分类、隔离、加密、封存、限制能够接触或者获取的人员范围等方式，对商业秘密及其载体进行区分和管理」。

时点也站得住：协议签于2010年12月下旬，侵权行为始于2011年1月，落在第五条要求的「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以前」。

需要注意的是，法院并非只看有没有协议。第五条要求综合商业秘密及其载体的性质、商业秘密的商业价值、保密措施的可识别程度、保密措施与商业秘密的对应程度以及权利人的保密意愿等因素判断。签了协议，名单却放在公共盘里谁都能拷，这一关仍然过不去。

四、争点三：损失为什么按「预期利润」算

各上诉方对原判决采信的经济损失计算方法提出异议。二审给出的理由是：一、二审期间江西某公司均未向人民法院提交其原始的财务会计账册等相关证据，致使无法计算两家公司因侵权所获的非法利润，为此可以商业秘密权利人丧失的预期利润计算其经济损失。两家公司向涉案客户销售与原公司对应型号的产品，使原公司丧失了与这些客户之间的交易机会；再结合窃取价格体系、低价销售的事实，足以认定其恶意抢夺客户；司法会计鉴定意见已证实原公司74个型号产品营利，可以据此认定预期利润的减少。

计算式为：侵权人销售与权利人相同型号产品的数量 × 权利人相应型号产品的平均毛利润率。裁判理由专门说明，该平均毛利润率系单位产品平均销售利润占单位产品平均销售收入的比例，已扣除单位产品平均销售成本，故原判决的计算方法并无不当。

裁判要旨第二点把法理说透了：侵犯商业秘密行为侵犯的是权利人的无形财产权，其损失不一定表现为财产的直接减少，而是体现为无形财产价值的贬损和产品销售市场被侵占，继而造成权利人在正常情况下获利的减少；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不仅表现为侵权人因侵权所获的非法利益，还表现为权利人丧失的预期利润。

现行司法解释对这条路径有明确对应：法释〔2025〕5号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利润的损失，可以根据权利人因被侵权造成产品销售量减少的总数乘以权利人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产品销售量减少的总数无法确定的，可以根据侵权产品销售量乘以权利人每件产品的合理利润确定。该条第一款第三项则把「违反保密义务」型的损失口径指向利润损失。

责任形式上，本案是单位与个人同时被追责。刑法第二百二十条规定，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一十三条至第二百一十九条之一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版本衔接要说清：本案于2013年裁判，适用当时有效的刑法第二百一十九条，入罪门槛为「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配套数额标准是法释〔2004〕19号第七条的五十万元；现行第二百一十九条经《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2021年3月1日施行，入罪标准改为「情节严重」，现行数额标准是法释〔2025〕5号第十七条的三十万元（造成损失或者违法所得），该解释自2025年4月26日起施行，同时废止法释〔2004〕19号、法释〔2007〕6号等旧解释。民事责任方面，本案裁判时适用1993年施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现行对应条文为2025年修订版第十条。

五、给企业的四件事

一、把「名单」做成「信息集」。只存客户名称和电话，很难证明非公知性。要把交易习惯、决策链、报价与折扣历史、交付与验收偏好一并留存，形成同行拿不到的那层内容。

二、把保密措施做成可举证的动作。协议、分级标记、编码或加密、权限清单、访问日志，每一环都是一块证据；离职时的交接清单与返还确认同样要留。

三、把损失口径提前想清楚。销售数量、单价、成本与利润率的基础数据要在平时就能取到，事后才去拼，往往拼不出来。

四、发现后先固定再交涉。涉案型号的销售记录、报关单、报价单、客户沟通记录，按时间顺序固定下来。

这类材料属于商业秘密范畴，可用「商秘库」（官网 ShangMiKu.com）按密点分级留存客户名单、价格体系及维护记录、接触与访问日志，形成可举证的保密措施证据链；两层存证为腾讯云「至信链」哈希锚定（标配，密点明文不出本地）与重庆市渝北公证处存储证明、公证书（选配，用于涉诉与融资尽调节点）。平台由重庆点策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建设运营，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为合作法律服务机构之一。